劝胡适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百利宫官方网站:,苏雪林从报纸上看到消息

 文学著作     |      2020-01-02 21:16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陈之藩在英国曼彻斯特含着热泪开始写《在春风里》;文化顽童李敖开始写《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胡适的论敌徐复观放下对胡适的攻击,开始写《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那一刻,殷海光真正看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苍白无力与目光无神,落日余晖里,西边的太阳下山了;那一刻,聂华苓显得有点错愕;那一刻,狱中的雷震满眼泪水,他还要等待很多年才能从监狱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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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溪水出前村。

家庭成员

对胡适的死亡,海峡两岸的反应迥然不同。大陆几乎全部沉默,毕竟,在此之前,胡适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丧家之犬”。与之相反,台湾、香港、西方媒体的反应则非常强烈。

蒋介石与他的假想敌胡适

张耀杰

文载《同舟共进》2017年第3期

自从1917年借助《新青年》杂志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胡适一直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具号召力的一面旗帜。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治较量过程中,胡适又是旗帜鲜明地选择站在蒋介石及国民党一边的。按照胡适晚年提供的说法,他于1949年4月21日抵达美国旧金山,船还没有进港,美国多名新闻记者已经坐着小汽轮来到大船上了。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头条的大字新闻是“中国和谈破裂了,红军过江了!”这些记者要胡适发表意见,胡适表态说:“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

冰雪聪明的胡适,一生当中最大的盲区,是他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一直被晚年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般的心腹大患。在蒋介石日记没有供研究者查勘阅读之前,一直被愚弄欺骗却又根深蒂固地习惯于运用孔子儒学的“性本善”眼光解读伟人和猛人的中国特色读书人,更是以无限艳羡的腔调热情讴歌着胡适与蒋介石之间貌似帝王之师的政学合作。

1958年4月8日,胡适从美国回到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4月10日,蒋介石亲自出席胡适的就职典礼,他在致辞中称赞胡适的能力和道德,说是大陆方面之所以批判胡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胡适在接下来的讲话中并不领情,当场纠正蒋介石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

蒋介石虽然没有当场发作,却把深仇大恨记录在了当天日记之中:“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

以帝王自居的蒋介石平时听惯了阿谀奉承,自然忍受不了胡适短兵相接的当众纠错,所谓“横逆”,暴露出的恰恰是他自己严重丧失自知之明的“心理病态”。至于苏俄首席代表鲍尔廷(通译鲍罗廷),当年在武汉是被国共两党奉为导师的上位者,鲍罗廷对于其部下弟子蒋介石的所谓“侮辱”,其实是不可以用“横逆”之类的帝王术语来加以形容的。

真心实意甚至是死心塌地为蒋介石以及整个台湾社会奔走呼号、出谋划策的胡适,在蒋介石此后的日记里几乎成了他反复计较的假想之敌。按照陈红民的说法,随着胡适表示反对“修宪”、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希望蒋介石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以增加竞争活力促进台湾社会文明进步,蒋介石对于胡适的仇恨逐步升级,所用词语从“狭小妒忌”、“甚觉奇怪”到“猖狂”、“狂妄”,最后骂其“无赖”、“可耻”、“政客”,以至于深恶痛绝到不愿再见胡适的地步。如何对付胡适,也成为蒋介石日记中的重要内容。如1958年6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当中的“工作预定”一项里,明确列入要考虑“胡适趋向与利害”。6月7日的日记之后的“上星期反省录”里,另有“对胡适方针与处理”。1959年6月20日的“本星期预定工作科目”当中,又有“对胡适之趋向如何”。

蒋介石在第三次连任总统之后,与奉胡适为精神领袖并且公开与蒋介石父子唱反调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同人团队之间,面临着一场摊牌决裂。雷震积极参与的组党活动,成为摊牌决裂的导火索。

1960年7月9日,胡适乘坐飞机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三个多月的学术访问,蒋介石乘此机会对雷震和《自由中国》下了毒手。

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武装抓捕雷震及《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三名工作人员,查抄包括新党所有即将完成的纲领政策及宣言底稿,宣布雷震(儆寰)等人“涉嫌叛乱”,将由军事法庭审判。

9月8日,密切关注胡适在美国的言论动向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胡适对雷案发表其应交司法机关审判,且称雷为反共人士,而决不叛乱之声。此种真正的‘胡说’,本不足道。但有‘胡说’对政府民主体制亦有其补益,否则,不能表明其政治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但此人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余昔认为可友者,今后对察人择交更不知其将如何审慎矣。”

一边要利用胡适的自由言论充当所谓“政府民主体制”的装饰花瓶;一边又要凌驾于“国家”和“国法”之上维护蒋家王朝的专制统治,蒋介石的人格分裂和心理变态可想而知。

10月3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高等军事法院仅用一天时间就匆匆审理了雷震案,并于10月8日公布结果:雷震因“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雷震最不能被蒋介石所容忍的组织新党的相关言行反而被搁置不论,这种“莫须有”的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选择性审判,几乎是所有独裁专制政府镇压异议人士的惯用伎俩。

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之后的“上月反省录”中,对于尘埃落定的雷震案总结道:针对胡适和雷震的这场“十一年来对内对外的反动投机分子的最激烈之斗争,至此或可告一段落”。

一年后的1961年11月6日,胡适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亚东区科学教育会开幕式上发表英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其中表示说:“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智识上的变化或革命。这种智识上的革命有两个方面。在消极的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唯物的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的优越的精神文明自傲。……在积极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绝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很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

作为结论,胡适另有一段经典话语:“没有一点这样透彻的重新估量,重新评价,没有这样一点知识上的信念,我们只能够勉强接受科学和技术,当作一种免不了的障碍,一种少不了的坏东西,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在蒋介石及其追随者眼里,胡适大力提倡的西方社会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文明观念和文明制度,是和西方的科学技术一样既赖以生存又“当作一种免不了的障碍,一种少不了的坏东西,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加以利用和抵制的对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胡适泛泛而谈的这段话无意当中刺中了蒋介石等人拼命抵制美国文明和美国制度的致命痛点。台湾当局为此迅速展开一场针对胡适的文化“围剿”,参加“围剿”的是有明显官方背景的徐复观、叶青等人。立法委员廖维藩还在立法院对胡适的言论提出质问,成为台湾社会轰动一时的政治闹剧。

1962年2月24日,大病初愈的胡适到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主持第五次院士会议,选出了任之恭、梅贻琦等七名新院士。下午5时,欢迎新院士酒会开始,李济在讲话中提到围绕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所引起的一场争议。胡适在回应时态度激动,以至于在酒会散席时突发心脏病倒地身亡。蒋介石闻讯后,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3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之后的“上星期反省录”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于胡适之死的真实感受:“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蒋介石的“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说到底就是以仇恨抵制美国文明和美国制度为代价,在台湾孤岛上自欺欺人地维护蒋家王朝苟延残喘的偏安局面。随着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先后死亡,被驱逐出联合国的台湾社会虽然告别了“蒋家王朝”,至今依然像国际孤儿一样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所谓的“复兴”和“建国”,成了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

1958年4月10日,胡适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本来,这时的胡适已过了退休年龄一年半,理应享受老人应有的权利,静下心来着书立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他为了公众的学术事业,还是舍弃了个人利益。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蒋介石之外,罗家伦也在日记中记下了胡适死后的情形。1962年3月1日,罗家伦在日记中写道:

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胡适还卷入了蒋介石能否第三次连任“总统”的政治风波中。对年过古稀的蒋氏来说,不再做最高领导人是明智的选择,因而胡适希望他恪守“宪法”,不再连任,给人树立一种“合法的、和平转移政权”的风范。和此事相连的是胡适不论是在公共场合或在私场合,均反对为连任做舆论准备的“修宪”。

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猝发于台北逝世。

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的欢迎酒会上,胡适因心脏病突发辞世。这位载入20世纪史册的知识分子,终敌不过岁月的销蚀,尘归尘,土归土。对于死,梁启超曾有一句名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从这个意义来讲,作为学者的胡适死于学术工作中,可谓得其所哉。

对蒋介石要胡适把“中央研究院”办成“反共抗俄”的阵地一事,他也委婉地作出回应:“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郑重声明:“我的话并不是反驳‘总统’,‘总统’对我个人颇有偏私,说的话我实在不敢当。我觉得我们的任务,还是应该走学术的路。”暗指不走蒋介石所指定的政治之路。胡适不愿意政治主宰学术,把众多院士捆绑在国民党的政治战车上,一再强调独立发展学术,建立独立的学术环境,表现了他作为最高学术机构一院之长的学术良心。

1932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并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在美国,看到消息的张爱玲更多的是惊愕,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自此飘散如烟。禁不住悲从中来的赵元任则热泪涟涟,相交一生的朋友自此天人永隔。21年后的同一天,赵元任逝去。那一天,同样是在美国,唐德刚、周策纵等人组织的白马社开始筹备“胡适纪念专号”。王叔岷的女儿那一天非常好奇地看着父亲,因为父亲满脸的悲戚与忧伤。

果然不出所料,成立反对党一事遭官方弹压,雷震被“台湾警备司令部”拘捕判刑十年。作为雷震的老友,胡适不能见死不救,由此开始一连串的营救活动。他在与陈诚多次来往的电文中,均表示希望对于雷震免予处罚和治罪。可当局除掉雷震的决心已无法改变。胡适也不让步。他不惧怕当局杀鸡儆猴的伎俩,仍“不谙世故”,“大放厥词”。1961年1月18日上午,当胡适在张群陪同下拜谒蒋介石时,胡适警告蒋介石对雷震采用专政措施会在岛外造成极坏影响。这种坏影响,当局难于负起严重后果。蒋介石答道:“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背面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胡适针锋相对地说:“关于雷案与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够交司法审判,正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这个案子的量刑十四年加十二年,加五年,总共三十一年徒刑,是一件很重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是10月1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10月3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点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8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8日宣判,9日国外见报,10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普林斯顿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母亲离开台湾返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逝于厦门。

正午十二时,胡先生治丧会在行政院会客室开,为墓地、遗着及遗嘱,均有讨论。墓地我们都主张在研究院内,闻胡夫人近又犹豫。胡先生遗产,台币不到五万,美金一百余元。

李、胡这时期打得火热,与胡适有意收其做弟子有关。1990年11月24日,李敖在《胡适与我·自序》中,引胡适给赵元任信中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接着又说:“清朝学者李恕谷这段话,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的心意,我想和他个人的遭遇不无关系。胡适名满天下,又喜欢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但是这种车水马龙的热闹,是虚荣的、虚幻的,聪明如他,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在热闹之余,未尝不存‘求士’之心。”这里讲的“士”,即徒弟。显然胡适求贤心切,十分看中李敖的才华。李敖也不辜负胡适的一片好意,花了许多精力和金钱去研究胡适。他当时发表的文章,清一色都是宣扬胡适。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上午,赴胡先生灵堂,天阴雨,而瞻仰遗容者,仍如潮水一般,以学生、青年为多;武装朋友亦复不少。有许多是从中南部来。据后统计,约二万多人,可见胡先生思想与行谊感人之深。

胡适不仅自己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而且在做学术领导工作方面,也显出很高的才能。他痛感人才流失严重:出去深造的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五不愿回来服务。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各地大学,也争相向台湾各大专院校高价竞聘教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胡适草拟了十一条措施加以补救,其中有拨专款、设立“研究补助费”、所有研究机构的学术刊物经费由政府承担等项。几经力争,“行政院”在核准这笔预算时,还是压缩了一大半。

1947年1月24日蒋介石想请胡适出任中华民国考试院长和国府委员,但胡适坚持不肯加入国民政府而力辞。1947年4月,王耀武托季羡林给胡适捎去信,致以敬意与问候,并邀请胡适在方便的时候莅临济南作学术演讲。旋即得到回信,胡适答应相机来济南与教育界同行们共同研究山东的教育。

那一天,台湾大的新闻就是胡适的离开。胡适倒下的那一瞬间,现场的吴健雄号啕大哭。紧接着,整个“中央研究院”陷入哭声之中。第二天,苏雪林从报纸上看到消息,眼泪夺眶而出。那一天,梁实秋正在家里看朋友打麻将,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梁实秋和朋友们瞬间怔住了。面对记者的采访,梁实秋脱口而出的是“但恨不见替人”。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胡适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对“中央研究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从小事做起,以身作则作出示范:按照傅斯年在研究院留下的好习惯,不准研究人员在研究院宿舍打麻将,并把喜爱打麻将的胡夫人安排在别的地方打。他对研究院发的充满官腔官调的文件很不满。他说:“这班院士是我的老朋友,我想在稿子上添上‘吾兄’两字,却无法添入。他们都是学术界的人士,也看不惯这样的公文。这样的公文连一点人情味也没有,而且我们的‘中央研究院’不是机关,应尽量避免用公文。”在胡适的指示下,院部文件多用私函发出,并由他亲自签署。他还提醒下属凡用他的名字签发的普通回信,不要用衙门气十足的“胡院长”,而改称“胡适之先生”。他这种不是党办院而是同仁办院和自由主义思想办院的作风,体现了一种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有利于防止政治入侵学术和沟通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使学术研究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得到健康发展。

1922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创办《努力周报》。在其第二期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昨天晚上听到胡先生去世的消息,做了一晚的梦。先是大哭,梦中哭醒。后来又做梦,和他在一起,先是他告诉我蒋先生叫他组党的事情,他说他有“四不”,所以不愿组党。后来做梦和他在一起,知道他生病,我陪他,又悉他倒地。总之,搞了一晚,直到天亮起来为止。

李敖由过去对胡适的“捧”到后来对他强烈不满,都不是作假,而是出于心平气和的“静观”结果。李敖要做热情、叛逆、勇敢的“战士”,而不愿做胡适那种钻故纸堆,“整天所卖的竟是一些‘饾饤琐碎’的旧货与霉货”的“院士”。“胡适之”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是属于“李敖之”这种愤世嫉俗的“厌世家”的另一个时代了。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

胡适死后第二天,狱中的雷震在日记中写道:

……

1935年1月4日抵达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适之先生千古

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除此之外,罗家伦还在3月13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胡适留给江冬秀的遗产情况:

万山不许一溪奔,

母亲:冯顺弟,安徽省绩溪县人。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胡适在《四十自序》中详尽描写了母亲的订婚过程和丧夫后打理家庭、培养儿子的故事。

这里送报人说,拿到报,眼就流泪,许多看报的人哭了。

未能魂归故里的遗憾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37年8月19日要求胡适即日前往美国争取美方对中国的支持。

这句话应该是蒋介石内心深处的真实表达。在这位王阳明信徒的眼中,在这位略显弱势独裁而又尊师重道的强权者眼中,胡适终究是革命的敌人,是民族复兴的思想障碍。公开场合,他们两人推杯换盏,但终究是貌合神离。终其一生,胡适都希望做蒋介石的诤友,可惜蒋介石的思想依旧囿于时代的局限,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他困兽犹斗,终究把强权者的姿态留给了历史。那一天,他的儿子蒋经国也去祭奠了胡适,几十年之后,正是他,在风烛残年力挽狂澜,实现了胡适的光荣与梦想。

3月2日,胡适的公祭典礼过后,参加大殓发行者竟达三十万人之众。《联合报》记者姚凤磐次日在《哀乐声里灵车过》中曾用生动的文字记载了这一盛况:

孙子:胡复,是胡祖望与曾淑昭之子,生于1955年,名字为胡适所取,为收复中华,复兴中华之意,197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后任美国劳工部争议司司长。

胡适逝世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就得知了消息。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简短的文字背后,显示出蒋介石对这件事的吃惊程度。他写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副挽联颇为精辟,形象生动地道出了胡适的历史地位。在瞻仰了胡适的遗容之后,蒋介石在1962年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胡适于1962年2月24日往南港主持研究院院士会议,由于过度兴奋和激动,在酒会刚结束时便仰身倒下,后脑先碰着桌沿,紧接着重重地摔在水磨石地板上,从此再没醒过来。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台币不到五万元,美金一百余元,这就是胡适死前的后财产了。1917年一去北大就拿260块大洋的胡适,在民国时期拿着“民国第一高版税”的胡适,“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胡适,在其晚年,其实也穷困得紧。然而,也正是这经济窘迫,显示了他的人格。

面对拥蒋的强大势力,作为一介书生,胡适的诤谏显得孤掌难鸣。“行政院院长”陈诚希望胡适放弃自己的意见,另一政治要人王世杰也劝胡适不要与蒋介石“公开决裂”。

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